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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英国病人》作者的新小说,关于战争和困厄的生活

曾梦龙2019-07-16 15:54:46

“我写小说就像考古,抽丝剥茧地呈现故事的过去,再回到现在。”

《战时灯火》

内容简介

“生活就是‘schwer’(困厄)。”

1945 年, 14 岁少年纳撒尼尔的父母走了,把他和姐姐留给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照看。

外号“蛾子”的人终日行踪不定,“镖手”的身份似乎也并不简单。他们还带来了一群陌生人,每个人似乎都身怀秘密,似乎都与少年的母亲有着某种关系。

十多年后, 31 岁的纳撒尼尔还对母亲当年的突然离弃耿耿于怀。他决心挖掘无法理解的往事,试图拼凑出当年完整的故事……

作者简介

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1943 年出生于斯里兰卡, 19 岁移民加拿大。1992年,他凭《英国病人》获得英语文学至高荣誉布克奖、加拿大总督奖。 2018 年,翁达杰新作《战时灯火》在英国出版,入围布克奖初选名单。同年,《英国病人》荣获布克奖 50 周年大奖“金布克奖”。

诺贝尔奖作家石黑一雄与翁达杰对谈时,感叹“翁达杰的想象力接近超现实”。翁达杰也直言:“我从来不愿意写一部结局完满的小说。在结尾处我总要留一扇门。我的故事里有角色消失了 25 页以后忽然又回来了,但他们并不需要解释之前去哪儿了。”

译者简介

吴刚,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英美文学博士。从事文学翻译 26 年,有四百多万字文学翻译作品。翻译代表作有《霍比特人》《美与孽》《莎乐美》等。 2016 年获得上海翻译家协会颁发的“翻译新人奖”,该奖项每五年评选一次。

书籍摘录

第一卷

满桌的陌生人(节选)

1945 年,我们的父母走了,把我们留给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照看。我们当时住在伦敦一条名叫卢维涅花园的街上。一天早上,要么是母亲,要么是父亲提议全家人早饭后坐下来谈一谈,他们告诉我俩他们要离开我们到新加坡去上一年。算不得太长,他们说,可也不是一趟短暂的旅行。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记得父亲道出这个消息时,坐在某一把那种不太舒服的铁制花园椅上,母亲则穿着夏天的裙子站在他背后,看我们作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抓过姐姐蕾切尔的手来抵在腰上,仿佛能给它带来温暖。

我和蕾切尔都没有作声。我们望着父亲,他正在跟我们详述这趟行程的细节,他们要乘的是新式阿弗罗都铎I型飞机,是兰开斯特轰炸机的后裔,巡航速度每小时可以超过三百英里。在到达目的地前,他们必须至少转两次机。他解释说,他升职了,要去接管联合利华设在亚洲的办事处,这对他的事业来说是更上层楼,会给全家人都带来好处。他说得很严肃,母亲听着听着侧过身子去看她那八月的花园了。父亲讲完后,母亲看我一脸迷茫,就来到我身边,用手指梳弄我的头发。

我当时十四岁,蕾切尔快十六了,他们跟我们说,假期里会有一个监护人来照顾我们,母亲用的就是这个词。他们说那人是他们的一个同事。我们已经见过他了——我们一直都管他叫“蛾子”,这名字是我们给起的。我们家里都有起外号的习惯,这表明我们是一个有伪装的家庭。蕾切尔早就告诉过我,她怀疑那人的身份是罪犯。

这样的安排显得有点奇怪,但在战后那段时期,生活依然没有头绪,依然有点乱,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安排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寻常。我们接受了这个决定,是孩子都会接受的,也接受了由“蛾子”在父母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他最近成为了我家三楼的房客,是个低调的人,个子虽然大,但举手投足都带着羞怯,还真有点像蛾子。爸妈肯定认为他是可靠的,至于他们看没看出来蛾子是罪犯,我们说不太准。我猜想,曾经家里也有人努力要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其乐融融。父亲隔三岔五会叫我陪他去联合利华的办公室,周末和银行休假日那里通常都没人。他在那儿忙自己的事情,我就在那栋大楼的十二层瞎逛,宛如置身在被遗弃的世界中。我发现,所有办公室抽屉都是锁着的,废纸篓里空空如也,墙上没有画,不过父亲办公室的墙上倒是有一幅大大的立体地图,标出了公司在海外设的点:蒙巴萨、可可群岛、印度尼西亚。离本土稍近点的有的里雅斯特、赫利奥波利斯、班加西、亚历山大港等地中海沿岸城市,我想那些地方都是归父亲管的。他们就在这里掌控着数以百计的船只往来于英国和东方。地图上标出那些城市和港口的小灯珠在周末关着,跟那些遥远的贸易前哨站一样隐没在黑暗中。

到了最后关头,爸妈作出决定,母亲会在夏天的最后几周里留下来,把房客照顾我们的事安排停当,帮我们做好上新寄宿学校的一应准备。父亲孤身飞往那个遥远世界前的星期六,我又一次陪他去了趟位于柯曾街附近的办公室。他建议我们好好走上一段,因为,他说,在接下来几天里他的身体都将会窝在飞机上伸展不得。于是我们搭公共汽车去到自然历史博物馆,然后一路走着穿过海德公园直抵梅费尔。那天父亲显得不同寻常地兴致高昂,边走边唱着“家纺的衣领恋家的心,走遍天涯难舍故园情”,唱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到了洋洋自得的地步,仿佛这是一条天经地义的道理。这歌词什么意思呢?我不很明白。记得进入办公室所在的大楼需要几道钥匙,他们公司的办公室占据了那栋楼的整个顶层。我站在那幅灯珠依然没打开的大地图前,努力记着父亲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夜里会飞经的城市。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地图。他来到我身后,打开了灯珠,立体地图上的山脉霎时投下了阴影,不过这时我不太注意那些灯珠了,我更注意的是被淡蓝色灯光照亮的港口,和大片没有被照亮的陆地。这已经不再是一幅能一目了然的景象了,我怀疑蕾切尔和我看待父母婚姻的眼光一定与此相仿,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意识到的。他们很少跟我们讲起自己的生活。我们习惯了片面的故事。父亲一直沉浸在稍早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中,我认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和我们是一路人。

说到他们的离开,大家已经接受了,母亲必须要跟他一起走:她不可能,我们是这么想的,离开了父亲而存在——她是他妻子。与母亲留在卢维涅花园照顾我们相比,把我们留下会对整个家庭少造成一点伤害,会减少一点整个家庭分崩离析的可能。据他们的解释,我们俩的学校都是好不容易才进去的,不能这么一下子说离开就离开。父亲离开前,我们全都和他拥抱,四个人抱作一堆。蛾子在那个周末很知趣地消失了。

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一时还有点难以置信。我依然难以确定,接下来的日子会毁了我的生活,还是会令它充满活力。这段日子里我会摆脱家庭习惯的条条框框和限制,但随后,作为结果,我会在行事上变得犹豫不决,就仿佛我已经太快地耗光了自由。不管怎样,现在我已经到了能谈论此事的年纪,谈谈我们怎样在陌生人的臂膀保护下成长。这有点像是在弄明白一个童话寓言的含义,这个童话寓言关于我们的父母,关于蕾切尔和我自己,关于蛾子,也关于后来加入我们生活的其他人。我觉得这样的故事都有固定的套路。某人接到一项考验,要他去完成。没人知道谁掌握着真相。人们既不是我们所想的身份,也没有出现在我们认为他们该出现的地方。还有一个人会在不知道的某处旁观一切。我记得母亲很喜欢讲亚瑟王传奇里交给忠勇骑士们的那些令人心情复杂的任务,记得她是怎么跟我们讲那些故事的,这些故事有时候会把场景设定在巴尔干半岛或意大利某个有名有姓的小村子,她声称自己到过那里,还会替我们在地图上找出来。

父亲离去后,母亲的存在感变强了。以前我们无意中听到的父母对话都在讲大人的事情,可现在她开始跟我们讲她自己的故事,讲她在萨福克郡乡村的成长轶事。我们特别喜欢“屋顶之家”的故事。我们的外公外婆住在萨福克郡一个名叫众圣之地的地方,那里生活安静无扰,平日里只闻河水潺湲,间或从邻村飘来一声教堂的钟鸣。但某个月里,有一家人住到了外公外婆家的屋顶上,把东西到处乱扔,相互间大呼小叫,声音响到钻透了天花板,打扰到了母亲家里的生活。那是一个长了一脸大胡子的男人和他的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那个从不吵吵,很多时候都是他爬梯子把一桶桶的水拎去给屋顶上的那几个。不过每次母亲从屋子里走去鸡窝捡鸡蛋,或是上汽车,都看见那个小儿子在盯着他们看。这一家子是搭茅屋的匠人,干修补屋顶的活计,整天都很忙。到该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就放好梯子离开。可后来有一天,一阵强风猛地刮来,把小儿子刮得失去平衡,从屋顶上栽了下来,砸破了欧椴树形成的凉篷,摔在厨房旁边的石板地上。他的两个哥哥把他抬到屋里。那个名叫马什的孩子跌破了髋部,赶过来的医生给他一条腿打上了石膏,跟他家人说不能随便动他。他必须待在厨房后部的一张两用沙发上,直到屋顶上的活儿干完。母亲要做的——她当时八岁——就是给他送饭。偶尔,她也会给他送去一本书,但男孩非常害羞,很少开口说话。那两个星期对他来说一定像一辈子那样漫长,母亲告诉我们。最后,他们的活儿干完了,一家人带上那孩子一起走了。

每当我和姐姐回忆起这个故事,总感觉它像一个我们不很能理解的童话故事的一部分。母亲讲得一点儿都不带戏剧性,男孩从屋顶掉落也一点不可怕,就像听第二遍的故事。我们肯定央求过她再讲一点那个从屋顶掉下来的男孩的故事,可听到的就只有这一个——在那个突然刮起狂风的下午,她听到他砸穿了欧椴树凉篷的枝叶后落到石板路上,发出重重的、湿漉漉的“嘭”的一声。只是母亲生活的朦胧线条中一个片段而已。

蛾子,我们的三楼房客,大多数时间都不在房子里,不过有时候也会回来得挺早,赶上吃晚饭。现在我们会邀请他跟我们一起吃,他总要装模作样地摆手推拒一番才会坐下来,跟我们一桌吃饭。不过大多数晚上,蛾子都会逛到比格斯街上去买一份晚餐。周围这片地区大部分都在德国大空袭的时候给毁了,那儿只有一些临时性的街边小吃摊。我们早就注意到他行踪不定,忽而出现,忽而消失,一直没弄明白他这样子是算不好意思,还是算吊儿郎当。当然,情况是会变的。有时我透过卧室窗口,会发现他正在黑黢黢的花园里跟母亲低声说话,或是一起喝茶。开学前,她花了不少时间想说服他帮我补习数学,此前这门课我在学校里老不及格,而在蛾子好久不给我补课后我又会重新不及格。不过这是后话,当时我对我们这位监护人唯一弄不明白的,还只是他为了让我深入理解几何定理而画的几乎立体的图画。

每次一说到战争的话题,我和姐姐就千方百计要从他那儿套出一些故事来,好知道他当时在哪儿,在干些什么。关于那个时期的回忆真假并存,蕾切尔和我都很好奇。蛾子和母亲会提到一些自战时起他们都很熟悉的人物。很显然,早在他来和我们同住前母亲就已经认识他了,但他居然也介入过战争让我们很感意外,因为从行为举止来看,他丝毫不像是个与战争有染的人。每回我们知道他在房子里,都是因为从他的收音机里传出宁静的钢琴曲,他现在的职业貌似跟一家管记账发薪水的机构有关。不过在我们几番撺掇后,他们还是透露了一些东西。我们得知,他们俩在战时从事的是“火警瞭望员”的工作,他们管工作的地点叫鸟巢,位置在格罗夫纳屋酒店的屋顶。我们俩穿着睡衣,喝着好立克牛奶,坐听他们俩回忆往事。一段轶事会打破表面,然后便消散了。一天晚上,就在我们不得不各自奔赴新学校前不久,母亲正在起居室的屋角熨烫我们的衬衫,蛾子犹犹豫豫地站在楼梯口,随时要走的样子,仿佛只有半个人在陪着我们。但就在那时,他非但没走,反倒跟我们说起了母亲一次夜间驾驶时的高超技巧。那时在实施宵禁,路上一片漆黑,母亲就要在这一片漆黑中把一批人员送去海岸地区的某个“伯克郡单位”。当时能让她硬撑着不睡过去的“只有几小块巧克力和车窗里吹进来的冷风”。蛾子在那儿不停地讲着,母亲听得好专注,只见她右手把熨斗悬空举着,不让它落到衬衫上把领子烧坏,全然陷入到了蛾子站在阴影中讲述的故事里。


题图为电影《英国病人》剧照,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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