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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以全球化视角,如何理解收入不平等以及与不平等相关的政治问题?

曾梦龙2019-07-12 15:26:24

在这本书中,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继续其终身的探究,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区分国家内部不平等和国家之间不平等,考察不平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兰诺维奇是不平等研究领域富有思想性和进取心的学者之一,这本书巩固了他的这一地位。——安格斯·迪顿 201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全球不平等》

内容简介

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回顾了近千年的全球数据,说明不平等如何在战争、疾病、颠覆性技术、教育机会和再分配等的影响下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并提出了一种解释全球不平等的新机制。他运用大量数据和前沿研究,阐述了影响国家内部不平等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良性力量与恶性力量,揭示了谁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多,谁在全球化中失落,以及哪些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平等的天平发生倾斜。

作者简介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首席客座教授。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并建立世界银行“All the Ginis”数据库。

书籍摘录

第五章 未来如何?关于收入不平等和全球化前景的思考(节选)

什么力量将塑造 21 世纪的全球不平等?

影响全球不平等的两股力量是经济趋同和库兹涅茨波浪。趋同的前景,或者说亚洲对西方经济的赶超,似乎非常强劲。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至少一些人口稠密的亚洲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将持续下去,也不太可能一起减速,如印度、印尼、孟加拉国、泰国和越南。直到 21 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减少全球贫困和全球不平等的责任,但在未来,更多的亚洲国家将会扮演这一角色,因此,未来经济趋同更可能继续,鸡蛋将不会被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世界经济力量将更多地转向亚洲。柯成兴(Danny Quah)在负责多年的项目中,已经描绘了这种逐渐转变的过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经济重心位于大西洋中部、欧洲和北美之间。根据最新的计算,柯成兴将世界经济重心定位于伊朗中部,并指出在过去的 35 年里,世界经济重心几乎向东部方向直线转移。柯成兴预计,到 2050 年,世界经济重心将转移到中国和印度之间,而中国和印度将承担欧洲和北美之前扮演的角色。

许多亚洲国家的收入也在赶超欧洲和北美的收入,而这将减少全球不平等。但是,在这方面,中国的角色不确定。中国在过去 40 年里是减少全球不平等的重要力量,并且直到 2000 年左右中国以一国之力独自影响全球不平等的上升和下降,实乃减少全球不平等的唯一力量,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快速增长可能开始加剧全球不平等。这种效应一开始会很小,但如果非洲不景气,或者中国与其他贫穷的人口大国之间差距扩大,那么这种影响有可能加剧。归根结底,要想减少全球不平等,不仅需要中国经济增长,还需要世界其他地区快速的经济增长。这种快速经济增长似乎最有可能发生在亚洲,是否会出现在非洲依然存疑。

库兹涅茨波浪所起的作用也不简单。即使波浪“表现良好”,也就是说,如果收入不平等开始沿着库兹涅茨曲线向下的部分下降(首先在中国,随后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富裕国家),仍需要 10 年时间降低国内不平等,才可能降低全球不平等。此外,我们不能确定中国和美国是否各自处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的顶峰。中国抵消库兹涅茨波浪的主要力量,也就是维持高度不平等的因素,主要是私人资本在总收入份额中上升、腐败和地区收入差距。美国则可能受制于富人集中了大量资本、高资本收益和高劳动收入统一在同一群体(新资本主义),以及富人的政治力量。

收入不平等和政治问题仍将密切相关。收入不平等维持高水平且不断加剧,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政治制度,唯一的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向财阀制。但是,高度的收入不平等可能破坏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使共产党的执政或者走向更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或者走向民主。这两种政治变革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伴随巨大的经济混乱以及经济增长率下降。

富裕国家的中产阶层会怎样呢?

富裕国家工人受到富裕国家的高收入者与新兴国家工人的挤压,一方面富裕国家高收入者将继续从全球化中获利,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工人则相对工资低,更容易被雇佣。在自动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中产阶层受到的挤压也没有结束(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讨论过)。这种挤压将使西方社会进一步分化为两个群体:一个是上层阶级,非常成功且富裕;另一个群体更大,从事为富人阶层提供服务的工作,尤其是那些不能被机器人取代的劳动。教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能并不大,因为就教育数量(教育年限)甚至教育质量而言,许多富裕阶层的人们已经接近上限;此外,很多从事服务工作的人实际上已经有点大材小用。

我们可能不得不考虑一种情况,那就是上层阶级和服务部门的劳动者之间只有很小的技能和能力差异。运气与家庭背景将比以往更加重要。一个人成为华尔街的银行家而不是瑜伽教练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某天傍晚走在了正确的街道上(并且遇到了正确的人)。在收入最高的 10% 人群中,我们已经无法通过可观察到的特征(教育、资历),解释为什么收入最高的 1% 和其他的 9% 之间的工资差异达到 10 倍以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对收入的解释力不断下降,也就是教育回报率不断下降。丁伯根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在一个人人都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中,教育溢价几乎会消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如此依然阻止了巨大的工资差异。除了随机禀赋外,家庭在财富和(更重要的是)人脉上的禀赋也许会占据更为关键的地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那些拥有大量权力和财富的职业中,家庭财富和关系网络的影响非常明显。政治王朝(political dynasties)如今比 50 年前更加普遍。父母是电影演员或导演的人几乎都可以从事同一个职业。金融领域也是如此。政治家、演员或股票交易员的子女是否在下一代中最有资格做这些工作呢?显然不是。正是这些职业过去的成功带来了更多的成功,包括带来了他们后代的成功。结识那些做出雇佣决策的人至关重要,而且通过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的途径无疑是积极的。

新资本主义将更不平等,因为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将在顶层得到解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因为最富有的人既是最富有的工人,也是最富有的资本家)。成功将取决于生得好和运气好,这种情况甚于20世纪(一个充斥着重大政治社会动荡的世纪)。新资本主义将会像一个大赌场,但有一个重要例外:那些赢得了几轮的人很可能继续获胜(通常是通过出生在正确的家庭中)。那些输了几轮的人将会看到接下来的机会越来越不利。

如果一个孩子幸运地出生在正确的家庭(富裕且教育良好),那他们将会从父母的教育参与和教育投资中获益匪浅。孩子首先受益于父母确定的终极目标:一份高收入的好工作。为了得到这样一份工作,他需要上最好的大学;为了上最好的大学,他需要上最好的高中;为了上最好的高中,他需要上最好的小学;为了上最好的小学,他需要进入最好的幼儿园。因此如果父母有足够的知识、远见和财力,一个孩子的人生道路在五岁前就已经被决定了。贫穷或者缺少教育的父母几乎没有资源和知识,不可能这么早就做出这些选择。如果他们的孩子相对更晚才认识到成功人生需要具备什么,他的人生道路将变得更加艰难。换句话说,父母富裕的孩子很早就被送上成功之路。如果他对此不感兴趣或者有学习或行为障碍,才会偏离这一道路。

难以想象一个如此不平等的体制能够实现政治稳定。但是,随着不平等水平下降,不稳定因素可能也随之消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取决于:(1)技术进步是否可能以一种偏向穷人的方式发展,导致低收入工人取代目前的高收入工作者,如教授;(2)这个体制中“输家”的政治组织能力。如果不能从体制获利的输家仍然是无组织的或者受制于错误的意识,那就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如果他们自我组织并且找到政治上的拥护者,他们可以利用拥护者的不满,得到他们的投票,然后富裕国家才有可能实施一些政策,以便进入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向下部分。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呢?

注: 该图展示了所选择的富裕亚洲经济体和西方国家的可支配收入(转移支付和征税之后的收入) 的不平等和市场收入(社会转化和直接税收之前的收入) 的不平等。这条线说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和市场收入不平等大致相同。这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和点说明了通过转移支付和征税, 市场收入不平等在政府再分配的影响下减少了。三个亚洲经济体有较低的市场收入不平等和较低的政府再分配(点离线很近)。国家/ 地区缩写: 亚洲: JPN 日本、KOR 韩国、TWN 中国台湾; 西方国家: AUS 澳大利亚、AUT 奥地利、BEL 比利时、CAN 加拿大、CHE 瑞士、DEU 德国、DNK 丹麦、ESP 西班牙、FIN 芬兰、FRA 法国、GBR 英国、GRC 希腊、IRL爱尔兰、ISR 以色列、ITA 意大利、LUX 卢森堡、NLD 荷兰、NOR 挪威、SVN 斯洛文尼亚、SWE 瑞典、USA 美国。资料来源: 由Luxembourg Income Study (www. lisdatacenter. org) 计算得出。

怎样才能降低富裕福利国家的不平等?

短 20 世纪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平均收入上升且收入不平等下降的长时期。这一情况不仅出现在富裕国家, 也出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如果不平等再次下降, 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将必然重复第一次库兹涅茨波浪的现象。但令人存疑的是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下降部分是否依然通过相同的机制实现, 因为 20 世纪减少不平等的机制是增加税收和社会转移支付, 恶性通货膨胀, 财产国有化和战争。为什么不是呢? 全球化导致对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资本收益加税十分困难。如果没有一个来自多数国家的完全一致的行动(这在今天似乎并非遥不可及), 对资本收益加税更不可能。简单地说, 资本很难征税, 因为资本流动性大, 并且受益于资本流动性的国家没有动力帮助资本流出的国家。避税天堂不仅仅是超小国家, 也会出现在如美国、英国等大国。例如, 美国不愿意调查和引渡那些被中国政府指控贪腐的中国公民(每 100 个被中国政府通缉的经济罪犯中有 66 个躲藏在美国和加拿大),伦敦的所有经纪人都非常渴望接受俄罗斯人的钱而不管钱的来源。高收入的劳动力甚至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征税, 因为他很容易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 没有理由让高级管理人员不在新加坡、香港而在伦敦、纽约工作。作为剥夺债权人和大地主的一种方式,恶性通货膨胀和国有化已经不再受欢迎了。土地不再会被国有化。力量的平衡已经偏向于资本家, 他们是资产所有者和债权人,也有政治权力。最后,人们希望可以避免重大战争, 但是很不幸,没有人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

在21 世纪, 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进行干涉是更加有效的方式,减少禀赋不平等就是可能的干预之一, 尤其是降低资产所有权和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如果禀赋(个人财富和技能) 变得没那么不平等, 并且财富回报率不因为财富规模而有显著差异, 那么, 市场收入(征税和转移支付之前的收入) 将会比现分配更加公平。如果市场收入的不平等能长期受到控制, 转移支付和税收等政府再分配将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相对较少强调再分配作用的是那些相信高税收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且支持小国的人,还有那些认为可支配收入不平等下降本身就有价值的人, 以及那些认为再分配促进机会平等并且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减少禀赋不平等同样会消除之前章节讨论的家庭继承的有害影响。

市场收入不平等低和小国的经济模式还没有听说过; 实际上,这种经济存在于好几个亚洲经济体。图 5. 1 比较了挑选出的西方国家和三个富裕的亚洲经济体。纵轴展示了可支配收入(征税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 的基尼系数, 横轴展示了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与富裕的西方经济体相比, 这三个亚洲经济体有大致相同的可支配收入不平等, 但是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要低很多, 大概低了 15 个基尼点。因此,为了实现某个给定的可支配收入不平等水平, 亚洲的政府再分配可以更小,政府规模也可以更小。考虑一下中国台湾和加拿大。这两个经济体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都是33。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点,中国台湾几乎没有再分配(就是说其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几乎是一样的), 并且其社会转移支付只相当于社会收入的 12% 。但是, 加拿大有庞大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比中国台湾大三倍), 这把加拿大的不平等水平从 47 个基尼点(市场收入水平) 降低到了 33 个基尼点(可支配收入水平)。

图 5. 1 还展示了在西方国家, 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是不同再分配规模的结果(例如美国和以色列的再分配比德国和法国少很多), 而不是市场收入不平等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关注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作用, 好像再分配是减少不平等唯一能做的事情。禀赋分配几乎是给定的。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富裕亚洲国家的例子, 事实并非如此:禀赋分配可以更加公平。因此相同水平的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可以通过大规模征税和转移支付实现, 也可以在禀赋相对平等的结构上通过适度的政府干预来实现。

如何实现禀赋平等化? 在此重申, 像以前一样, 政府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此时, 政府不必致力于当前收入(向其征税并实行再分配),而是努力实现资本所有权和教育的长期平等。朝着长期平等努力的政策包括(1) 高昂的遗产税(像之前皮凯蒂呼吁的一样); (2) 鼓励公司给员工分配股份的企业税收政策(朝着有限的工人资本主义制度转型); (3) 能够让穷人和中产阶层持有金融资产的税收和行政政策。同样, 适合这个目标的是德索托呼吁的更加广泛的财产所有权, 比如在很多国家, 财产没有合法名义, 因此不能够被用作负债的抵押品。

但是, 仅有这些政策是不够的。“人民资本主义” 很难实现, 因为资产回报具有高波动性, 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需要大量信息, 在一个公司工作且持有该公司股份具有高风险。为了降低禀赋不平等, 更普遍的资产所有权需要和更公平的教育分配相结合。更公平的教育分配不但要确保每个人接受相同年限的教育, 还要使获得教育的途径更加平等。获得教育途径更有意义, 需要再度强调公立教育(state-funded education)的重要性。原因在于, 如果目的只是让所有人受教育年份相同, 那么四年在哈佛大学和四年在较小的州立大学有一样的价值, 这个目标很容易实现。但是如果实际上哈佛大学只面向富人的孩子, 而且那里的四年教育回报超过了普通州立大学的教育回报, 情况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教育禀赋会有一个明显但非根本的平等。为了实现根本的平等, 我们需要更平等地进入教育回报率高的学校, 或使每一个学校的教育回报率相等。在市场经济中, 以命令的方式实现教育回报率相等是不可能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命令企业不考虑不同学校的质量如何, 而必须给不同学校的学生同等的报酬。使教育禀赋平等的唯一明智的方法是学生平等地享受进入最好学校的机会, 不必考虑其父母的收入状况, 同时更重要的是, 使学校间的教育质量平等化。后者只能通过国家投资和财政支持来实现。

在一个专注于禀赋平等的社会中, 国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这个角色与它在“大平均” 期间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在“大平均”时期, 国家致力于教育普及, 以及由社保(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障) 和救济(例如美国食品券) 构成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在第二次库兹涅茨波浪中, 它应该更多地在禀赋方面发挥作用, 而不是在征税和转移支付方面。

然而, 尽管这类政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甚至已经有例子表明一些国家使用了这类政策, 不过, 这也并不意味着这类政策将被执行。欧洲福利国家, 以及福利程度较低的美国, 已经在完全不同的前提下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管理, 现在改变它们并不容易。全球化带来的反平等逆流将使此类政策的实施变得更加困难, 同样, 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回报不平衡也会更加严重。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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