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账号登录

社交账号登录

0/34

上传头像

拖拽或者缩放虚线框,生成自己满意的头像

头像

预览

忘记密码

设置新密码

文化

罗斯福与最高法院, 20 世纪美国一场重要的政治和法律斗争

曾梦龙2019-07-11 15:26:29

《至高权力》是一部杰出的著作,与我们这个时代息息相关。杰夫·谢索是他那一代人中最雄辩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对总统一职以及政治、原则与个人性格这三者间的相互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在这部了不起的著作中做出了栩栩如生的描述。——比尔·克林顿,第 42 任美国总统

《至高权力》

内容简介

1929 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股市暴跌,银行倒闭,失业率飙升。 1933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临危受命,上任总统后开始实施一系列新政,改善民生经济。 1935 年,最高法院在多个判决中阻击新政,削弱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新政严重受挫。 1936 年,罗斯福以绝对优势连任总统,登上权力巅峰,开始酝酿反击最高法院,一场最高领袖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对决就此展开:报刊和电台煽风点火,国会陷入没完没了的争吵,罢工和暴力事件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海外法西斯势力崛起,有关罗斯福将通过干预司法以实现独裁统治的谣言四起,民主制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通过研究大量的手稿、信件、从未出版过的日记,以及对各种司法记录和新闻报道的详细调查,杰夫·谢索再现罗斯福、白宫幕僚、大法官、议员、政治投机分子、媒体大亨等人物,重绘 1930 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的真实面貌,全面展示美国政府三大分支之间极具张力、互相制衡的角斗。

作者简介

杰夫·谢索(Jeff Shesol),美国知名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曾于 1998 至 2001 年间担任白宫撰稿人,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为 West Wing Writers 组织的联合创始人。杰夫·谢索是公认的“讲故事绝佳高手”,文章常见于《纽约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媒体,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称其为“他那一代人中最雄辩的历史学家之一”。《至高权力》是他最为知名的作品,出版后广受好评,得到多家学术期刊及媒体推荐。

书籍摘录

后记  我们才刚刚开始战斗(节选)

1937 年 9 月 17 日是联邦宪法签署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那天,罗斯福首先前往马里兰州的安提塔姆观看了内战中最为血腥的战斗的模拟重演。接着,那天傍晚,在灯火通明的华盛顿纪念碑脚下,

他面对着六万五千名听众发表了一篇征战演说,其战斗性丝毫不亚于他在最高法院之争中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演说。弗兰克福特为此撰写了一篇长长的演说稿,科克伦和罗森曼又进行了一番修改和润色,但演说稿的最终版大部分还是由罗斯福本人口述完成。事实上,最终成形的演说稿正是罗斯福对宪法的自由主义阐释这一问题所做的最终辩护。

罗斯福认为,宪法是“一份由法律门外汉写成的文件,而非由律师拟定的契约”。他说,宪法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因而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可是宪法意义不明、含混不清,也由此引发了两类人之间的“无休止的争斗”:一类人“想要保留宪法中这些原先宽泛的概念”,另一类人则“在我们每一次尝试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时都会大呼‘违宪’”。他说,这样的呼喊声“一直以来都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只不过最后都遭到我们的无视”。

罗斯福援引了建国早期的几个例子,但是带刺的那几个例子(弗兰克福特在演说结束后给罗斯福发电报称之为“正确的毒药”)在时间上则没有那么久远。罗斯福说道:“一年多以前,我国最为顶尖的五十八位律师发表了……一份庄严而正式的意见书,他们认为《全国劳工关系法》违反了宪法。数月之后,首先是全国大选,然后是最高法院推翻了他们的这一结论。二十年来,最高法院中的关键人物(在五比四的投票结果中投下决定性一票的大法官)拒绝承认州女性最低工资法是合乎宪法的。几个月前,在我向国会递交了关于使法官年轻化的咨文以后,这位关键人物承认,最高法院这二十年来都是错误的——并推翻了他自己从前的观点!”他说,民意永远是压倒一切的力量;美国人民坚持要求政府的三个分支协同合作,在他们看来,“和那两个离人民最近的分支相比,离人民最远的那个分支并非更加神圣不可侵犯”。

罗斯福也承认:“想要让政府适应社会的需求,这仍需时日。”但他在最后指出了现实的紧迫性。在海外,“独裁统治正在取代民主制度”,在美国,“富人统治”或“无产阶级统治”的呼声不绝于耳,留给美国人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国家无法“牺牲每一代人以使得法律追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在这一庄严的纪念日里”,罗斯福呼吁美国人民要对宪法充满信心——可与此同时,他们所笃信的宪法“应该为当前而非二十年前的社会服务”。

这就是罗斯福眼中的宪法——宪法之所以值得人们敬畏,“不因它有多么古老,而是因为它常用常新”。

8 月,休斯还在加拿大艾伯塔省避暑。他在给斯通的信中写道:“我同意你的观点……有关最高法院的讨论还没有结束。有些人打定主意要改变我们的政府形式。”他这么说不仅是指最高法院的规模,也包括宪法的意义。当然,他是对的。在接下来的数月和数年里,罗斯福口中的“无休止的争斗”仍然在毫不停歇地继续着;宪法一如既往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罗斯福(以及马歇尔和汉密尔顿)看来,宪法宽泛而灵活,其目的在于让联邦政府变得更加强大,而非令其处处受限,可这一观点从来不乏反对的声音。

然而,当最高法院在 1937 年 10 月开始新的开庭期时,反对上述观点的大法官人数减少了。这当中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雨果·布莱克代替威利斯·范·德文特成为大法官;但更重要的是,在每一起胜诉的新政案件中,休斯和罗伯茨都站在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多数派这一边。他们并没有像许多人曾经担心的那样回到右翼的阵营中去。据副司法部长斯坦利·里德说,政府甚至赢得了那些他原本以为会输掉的案件;有关新政的捷报一次次地从最高法院传来,激励着政府律师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扫除政府面前的宪法障碍。

爱德华·考文在当时指出,“美国的宪法……经历了数次革命”,可没有哪一次像最高法院在 1937 年的短短几个月中所完成的革命这样“如此彻底、迅速又剧烈”。这一评价未免草率——但并非没有道理。这一革命花费了一些时间才正式开始——事后看来,最初开始的标志是像“内比亚案”和“布莱斯德尔案”这样的案件(这两起案件的判决年份都是 1934 年),甚或是更早的案件——同样,这一革命也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得以完成。最高法院 1936 至 1937 年的开庭期是其中的转折点,可直到“琼斯和拉弗林钢铁公司案”及其他一些自由派获胜的案件的数年后才标志着这一革命的完结。

若不是最高法院的人员构成在那个时期发生了变化,最高法院的立场转变不大可能如此全面而持久。很快,休斯和罗伯茨便与最高法院中真正的自由派分道扬镳了,尽管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都是如此,带来的结果也并不是像罗斯福曾经担心的那样糟糕。在 1937 年后,这两位摇摆不定的大法官比以往更加倾向于继续对经济实施管制;相较于资历较浅的同僚,他们对于其他两个政府分支也没有那么毕恭毕敬。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罗斯福没有任命哪怕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而到了 1942 年,最高法院的所有大法官都已是由他任命,除了斯通和罗伯茨以外——在休斯于 1941 年退休之后,罗斯福将斯通提升至首席大法官一职。这个新的最高法院包括了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和罗伯特·杰克逊在内,它有效地解决了在罗斯福第一个总统任期及之前三十年里占主导地位的争论——即关于经济改革合宪性问题的司法和政治辩论。最高法院多数派现在判定,国会管理贸易的权力实际上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直接”贸易与“间接”贸易之间越来越模糊难辨的区别最终被弃之不用。 1938 年的“卡罗琳产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标志着最高法院几乎是全面退出了经济政策领域;从那时起,对于可能涉及影响政治参与、歧视少数群体或者对宪法明确授予的权利予以干扰的立法,最高法院开始采取更高标准的司法审查。基于不受欢迎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即正当程序条款和契约条款——所做出的判决在短时间内接二连三地被推翻,宪法的主要部分也因此都进行了改动。在经历了漫长的努力之后,最高法院终于使自己跟上了 20 世纪的发展潮流。

这一过程是否耗费了太久时日?当然,罗斯福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他在其《总统公文》中写道:“一切正在发生。现在!”(他对最后两个字进行了重点标记)但就他对新政法规的签署批准与最高法院对这些法律的支持之间出现的时间间隔,还存在另一种解释方式。罗斯福的前幕僚斯坦利·海伊写道:“在民主制度中,人们需要有时间歇口气。”而宪法,正如詹姆斯·布赖斯在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保证了人们有时间深思熟虑。宪法使人们在篡改它或通过它得到赦免之前不得不再三思考。”

毫无疑问,捍卫最高法院和宪法的大部分言论都是荒谬、极端的,有时还带有欺骗性。一名作家在 1936 年写道:“人们谈论着我们的自由所面对的威胁,其中许多人真心实意地认为,罗斯福的再次当选意味着共和党报纸将会遭到打压,异见分子也将会被关押至集中营;但同样也有许多人只是担心,富人的为所欲为将会给自由带来威胁。”然而,不论罗斯福的批评者是出于何种动机,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挑起了有关新政的宪法原则的争论——可以说,这一争论确实很有必要,只是国会里的反对派却软弱无力,无法在这一争论中起到领导作用。

几十年来,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观念一直在司法体系里占据着主导地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公众和总统本人应该再次注意到这一观念。他们不一定要遵从这一观念,但至少要对其有所留意。从其判决的第一批新政案件起,最高法院便要求罗斯福回应一个长期存在的宪法方面的严肃批评。最终,罗斯福的立场占据了上风;而且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所推行的改革有更为坚实可靠的基础。

这场宪法革命的很大一部分——连同引发这场革命的危机——全都发生于查尔斯·伊文斯·休斯就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任期内,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数十年前,他曾是知名的改革者,但他从来都不是革命者。他的信念有着坚固的理性根基——他坚信理智、渐进的变革,认为观念应该缓慢地发展,直至渐趋完善。进入最高法院以后,他不再追求革新。在他看来,革新不是法官的职责所在。与此同时,和他的一些同僚相比,他不大愿意不顾公众福利而盲目遵循法律先例。在 1935 至 1936 年的整个开庭期里,这一信念让他夹在最高法院的两个阵营间左右为难。在宪法危机发展到顶点之时,一个舞蹈团用表演再现了最高法院的情形。代表三位自由派大法官的舞者在一边舞蹈,代表五位保守派大法官(包括罗伯茨在内)的舞者在另一边舞蹈,休斯则在两边不停地穿梭。这位曾经被人们视为上帝一样的大法官已然变成一个悲剧或悲喜剧式的人物。

哪怕在分歧严重的最高法院里果真存在中间地带的话,休斯也没能找到。相反,和罗伯茨一样,休斯的立场来回变换,仿佛他认为只要不停地变换立场,在每个阵营中都不做长久的停留,他就能够使最高法院保持某种平衡。可是事与愿违。他的这一做法反而加剧了最高法院的分歧。许多美国人认为最高法院就是一个政治机构,他的这一做法更是证实了人们的看法。最高法院因此遭到休斯所说的“来自于自身的伤害”。

在休斯的批评者看来,他就像克努特大帝那样试图改变潮水的方向,因而显得愚不可及。这么说并不公平。休斯并非想要使法律或国家裹足不前;相反,他似乎相信他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例如对判决先例巧妙地进行优劣区分,而非直截了当地将其推翻,以此来推进宪法解释的发展。当然,他是法官,不再是民选的政治人物,而司法过程通常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是,如果政府不想与社会和经济现实脱节并因此招致危险,那么在有些时候,人们仍然必须大刀阔斧采取果断的措施以实现法律和政策上的进步。 20 世纪 30 年代正是这样一个需要人们大胆行动起来的时期。

罗伯茨在多年后回忆道:“回顾那段时期,很难理解为了统一的经济发展……最高法院是如何与民意相对抗的。”和罗伯茨一样,休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可已经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在 1935 至 1936 年的开庭期里做出那些糟糕的判决了;可另一方面,他的这一意识仍足以对填塞法院提案产生阻力,并促使大法官们在阐释宪法时采取越来越灵活变通的姿态。无人知晓休斯这么做是对手头的案件做出的回应,还是为拯救最高法院和国家而采取的行动;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即正如《民族》杂志所言,休斯终于“敏锐地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不论休斯是出于何种动机,他依然是 20 世纪初的那位“斗志昂扬的州长”; 1910 年,在他首次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前夕,他向一群耶鲁大学的学生提出建议:“不论你们喜欢与否,但事实就是,判决结果由多数派说了算……我相信,和我一样,你们终将信任我国人民的判断力,信任他们所做出的决断。”

罗斯福多次说道:“我们输掉了这次斗争,但我们赢得了整场战争。”

在 1941 年出版的《总统公文》 1937 年卷中,罗斯福在前言中声称:“就最高法院之争的目标而言……我们赢得了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最高法院最终认输。最高法院做出了改变。最高法院开始解释宪法而非歪曲其意。最高法院仍然还是原来的那个最高法院,大法官仍然还是原来的那些大法官。我没有任命新的大法官。可是,在我于 1937 年 2 月 5 日向国会提交那份咨文之后不久,这一改变就悄然发生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改变啊!”他接着写道,这就是为什么他将填塞法院计划的推出视为“我们现代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那些质疑这个观点的人,罗斯福并没有什么耐心。他写道:“拒绝承认在最高法院 1937 年的判决和最高法院之争这两者间存 在某种关联,这样做未免有点天真。”

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两者间的关联。对大多数见证了(以及许多没有见证)这一斗争的人来说,有一点不言自明:最高法院在风暴来临之前就已屈服。然而,几十年后,一些历史学家、法律学者和其他人却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有些人,例如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赞同罗斯福赢得了战争的这一观点;但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罗斯福获胜的方式也正是宪法所允许的方式——通过任命大法官这一途径逐渐改变联邦司法体系”。其他人则更加关注在最高法院之争爆发以前便已出现的法律原则上的变化,并因此怀疑 1936 年和 1937 年所发生的事情与法律原则上的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很大(或任何)关联。就这一争论的核心而言,其所关注的不是最高法院做出改变的时机,而是司法过程的性质,以及是何种因素让法官们做出判决的。

这一时期的所有判决“都深受总统的态度或其重组最高法院的提案的影响”,对于这一观点,休斯予以强烈的反对。他坚称,这一观点“纯属无稽之谈”。但最高法院也不是全然地与世隔绝。在“帕里什案”判决宣布之后,《纽约客》杂志嘲讽道:“最高法院的彻底转变并不是源于外界的喧闹声。新建的最高法院大楼里似乎有一个隔音的房间,大法官们在来到这个房间以后才改变了主意。”不过,最高法院作为“揭示真相的工具”(一名学者不无讽刺地这样形容道)无法承担那些法律和事实没有要求其去完成的任务,这一观念曾经并且依然拥有市场。承认最高法院的判决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这让许多人惊恐万分;因为这表明司法体系归根结底仍属于人治而非法治的范畴——因而无法逃脱人类的偏见、冲动和本能。

但认为国家要么是人治,要么是法治,而不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辩证地看待——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在当时盛行许多无益且一直流传至今的二元对立论,前述的二分法是其中一个,此外还有如下论点:最高法院要么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机构,要么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立宪者的意图要么十分容易识别,要么永远含混不清(甚或根本不着边际);法律原则要么已经由宪法预先设定,要么是人为构建而成;大法官们要么不受任何社会、政治或文化因素的影响,要么完全听任其摆布。这里所罗列的每一个论点背后的真实情形都要比想象中的复杂得多。


题图为罗斯福,来自:维基百科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