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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纳粹的子女们都有着怎样的一生,父辈错误造成了什么影响?

曾梦龙2019-02-14 18:47:06

人是否应该觉得自己必须为父母所犯的罪行负责,甚至因此感到愧疚?

作者简介:

塔妮娅•克拉斯尼昂斯基(Tania Crasnianski),生于法国,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法俄混血。曾为法国巴黎律师公会刑事律师,目前在德国、英国及美国生活、创作。《纳粹的孩子们》是她的第一部作品,出版后广受好评,已被翻译成九种语言,译介至世界多个国家和地 区。

译者简介:

徐丽松,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世纪交替之际旅居法国多年,陆续于巴黎第七大学、里昂第二大学及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修读语言学及跨文化研究,并在在法国及台湾从事英文、法文翻譯及跨界合作工作。曾荣获第一届中国台湾地区法语译者协会翻译奖。

书籍摘录:

引言(节选)

歌德伦、艾妲、马丁、尼克拉斯,还有其他那些孩子们……

他们是希姆莱、戈林、赫斯、法郎克、鲍曼、霍斯、施佩尔、门格勒的小孩。这些孩子活在沉默中,他们的父亲是罪犯,必须为当代历史中最黑暗的年代负责。

可是历史并不等同于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父亲罪大恶极,彻底泯灭天良。在纽伦堡大审判中,面对相关指控,他们的父亲异口同声,毫不犹豫地申辩无罪。但历史是否记得,这些人也是为人父者?大战结束后,在一种消除罪恶感的集体欲望中,某些人主张人民无辜,设法将纳粹德国的残暴及种族灭绝行径完全归咎于第三帝国的主要领导人物。至于那些受审的要人及其他许多纳粹分子,为了逃脱罪责,他们会强调:“那一切都是因为希特勒……”

那么,这本书里谈到的孩子们,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人生历程?他们继承了一个共同的包袱:他们的父母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盖上可耻的烙印。

人是否应该觉得自己必须为父母所犯的罪行负责,甚至因此感到愧疚?家庭背景在我们的年少岁月中无法挽回地形塑了我们。尽管社会上的普遍认知是父母犯的错不该由子女背负责任,但当一个人传承到那么可怕的包袱,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为人父者有两条命,自己的命和儿子的命”,“龙生龙,凤生凤……”那些纳粹要人的孩子们后来成了什么?他们怎么承受那么阴森恐怖的家庭遗产?

一名不知悔改的纳粹曾经对访问他的犹太裔以色列外孙女说:“觉得自己有罪的人,就是有罪的人!”然后他泰然自若地给了她忠告:“跟那一切保持距离,这样人生会简单许多。”

要这些孩子们评断他们的父母是非常困难的事。对于生育我们、抚养我们的父母,我们缺乏客观评断所需的距离。情感联结越是密切,道德判断就越不容易。无条件认同,或者全面排斥?当家庭的过往如此骇人,我们如何自处?这些纳粹要人的儿女们有各自的立场,有些彻底反对父母,有些则与父母口径一致,但很少有人采取中立态度。有些人一方面坚决摒弃父辈的作为,一方面却能找到办法继续爱他们的父亲。有些人永远不可能爱一个“怪兽”,因此他们在内心全盘否认那个黑暗面,借此维持一种无条件的孝心。另外还有一些人陷入对父亲的排斥和仇恨。他们继承到的过去宛如沉重的脚镣,他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承受它,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有人决定承认一切,有人走上心灵宗教的道路,甚至有人为免“遗传罪恶”,决定结扎,或者透过自渎的方式赎罪。否认、压抑、认同、愧疚,所有人都得设法找到能让他们面对过去的途径,无论他们是否清楚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

这些孩子们大部分(曾经)生活在德国。其中有些皈依宗教,甚至成为天主教神甫或犹太教拉比。这么做是不是为了驱邪,借此解除身为罪犯之子的命运魔咒?举阿伦·希尔-雅许夫(Ahron Shear-Yashuv)的例子,虽然他的父亲并不是纳粹政权的高官或重要执行者,但他还是决定成为以色列军的拉比。阿伦的本名是沃尔夫冈·施密特(Wolfgang Schmidt),他在修读神学期间决定不要当天主教神甫,因为他不赞同天主教教义。他强调,犹太大屠杀只是促使他皈依犹太教的部分原因,并且表示“犹太教在某些方面的确有迥异于其他宗教的特殊性,但宽宏大量也是它的特质。确实,皈依者不只会受到接纳,他甚至有机会担任拉比,在以色列国防军当随军神甫及指挥官”。本古里安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巴尔-昂(Dan Bar-On)认为这种类型的皈依旨在加入“受害者社群,摆脱归属于罪犯社群的心理负担”。这种做法是不是在逃避过去,而不是勇敢面对它?皈依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会给出各种不同回答。不过,宗教的洗礼确实让某些人得以克服个人背景的重担。

战后力求复兴的德国设法借由缄默驱魔,处在那样的氛围中,纳粹的后代必须对自己做许多心理建设,才能让自己站起来。

我在我外公生前跟他很亲,他曾在德国空军当职业军人,住在黑森林深处的一栋狩猎小屋。他一辈子都不愿跟我提他生命中的那个阶段。而且不是只有他这么做。在许多年间,战争的沉默身影飘荡在德国和法国上空。战争的梦魇至今挥之不去,但人们愿意开口说话了。我小时候,所有人都屈服于沉默的宰制。跟我的外祖父一样,战后的几个世代人们一直避免谈论这个议题。某些人后来甚至采取哑巴策略,对那个时代只字不提,因为他们害怕玷污父母在他们心中的形象。这些人是否真的想知道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在德国历史上那个黑暗时期涉入得有多深?答案是不见得。记忆并未传承。为了逃避那个过去,我的德国母亲在二十岁时选择独自到法国生活。她一直想要成为法国人,而当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时,她的反应是不解。为什么处理这样的题材?为什么继续谈这件事?这些都是我们不常问的问题。

我有德国、法国、俄国这三重家世背景,其中德国这个部分对我的人格施加了独特的影响。德国的历史被强加在我的生命中。安娜·韦伯曾说:“那是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负担?它从最初就存在,而且不会消失;没有一个俄国人能代表古拉格,没有一个法国人能代表法国大革命或殖民主义,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民族历史。”然而,德国和纳粹却被画上等号。

我对社会边缘人的兴趣促使我研究监狱,然后成为刑事律师。这个职业为我带来写作本书所需的严谨度——至少我是这么希望——让我凭借它援引历史事实,以及探讨书中所提的纳粹孩子们对那些事实的观感。透过他们的案例,我设法理解我们的过去在这个我们不顾一切想要取得主体性的世界中代表着什么。

真相与现实有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有人倾向尊重家庭的秘密,即使导致那些秘密形成的人并非他们的家人。此外,毫无疑问的是,那些纳粹要员没有勇气和力量向孩子们吐露他们犯下的暴行。

纳粹高官的小孩大部分都不希望变更姓氏,这可能正是因为那个家姓无论如何也撇不开。某些人——例如阿尔贝特·施佩尔或马丁·鲍曼的儿子——甚至冠上跟父亲一样的名字。赫尔曼·戈林的侄孙马蒂亚斯·戈林说他喜欢自己的姓氏,其他一些人则表示姓氏无关紧要,继承到什么姓就是什么姓。艾希曼的儿子表示:“逃避这个姓氏无法使问题改变,人不可能逃脱他的过去。”还有另外一些人——例如歌德伦·希姆莱和艾妲·戈林——对自己的父姓感到骄傲,而且非常景仰他们的父亲。

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曾经宣称:“即使我是在执行灭绝措施,我一样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对我而言,家庭是神圣的,我跟它之间的联结无法分割。”我们要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精神分裂的概念代表两种互相矛盾的潜在可能性共存于自我中,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那些执行命令者何以能够一方面过着正常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却屠杀数百万人民。这种怪物怎么有办法在亲吻自己的小孩以后,走出家门杀害或命令别人杀害无数男女老少,毫无人性可言?我们该如何描绘希姆莱这号人物,想象他抱着他的“小娃娃”亲吻,然后前往指挥部签署命令处决儿童,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舆论期望我们在那些罪犯身上识别出特定疾病,用来解释他们的残酷行为。但研究这个主题的人从来无法成功找出那些执行命令者有什么独有的人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一名负责检查他的精神科医生指出,艾希曼对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的行为“不只是正常,而且绝对值得嘉许”。我们宁愿相信那些人是一群嗜血怪兽,因为他们的“正常性”显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普里莫·莱维曾说:“怪兽确实存在,但他们的数量太少,因此不至于构成真正的危险,比较危险的反而是所谓的普通人。”

在汉娜·阿伦特受人争议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作者阐述了“恶的平庸性”这个概念,并描绘出一个小公务员的图像,他充满干劲但平庸至极,不懂得思考,无法分辨善恶。阿伦特没有为他辩解,只是用他的例子强调非人性的因子存在于所有人身上,我们都必须不断地“思考”,绝不能舍弃理性,要永远保持质疑精神,才不会陷入恶的平庸性中。

本书所述及的纳粹孩子们原本只知道他们父亲的人格中的一个面向,另外那个面向是在德国战败后才被带进他们的视野。大战期间,他们年纪还太小,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察觉周遭发生的事。他们出生在 1927 — 1944 年之间,最年长的在德国溃败时也还不到十八岁。他们的童年回忆通常只有巴伐利亚的苍翠牧野。许多人生活在帝国领袖的贝格霍夫山庄周边受安全保护的范围内,那里位于慕尼黑南方的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山地,距离奥地利边界不远。这个领导人专用区是一个遗世独立的禁区,错综复杂的战局和战争所导致的残酷恐怖都被隔绝在外。而在战后的许多年间,第三帝国的史实完全没被列入德国学校的教纲。

他们的父母可是人间怪兽?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写道:“无论我们如何竭力找寻,就是无法在艾希曼身上发掘出任何真正的妖魔成分,不过这么说的意思当然不是指那一切都只是家常便饭。”检方想把他看成“有史以来最不正常的怪兽”,但阿伦特认为他不过是个“平庸的公务员”,“正常得吓人”。 1961 年审理期间,一名精神科医生表示,艾希曼“至少比检查过他以后的我自己更正常”。阿伦特则写道:“理查三世决定本着原则行恶,但艾希曼心中绝对没有这种念头。”艾希曼本人则宣称他是个温柔的人,受不了看到血。他甚至不是对犹太人怀抱病态恨意的狂热分子,也不曾受害于任何形式的洗脑。他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之一,是因为他全然缺乏思考力,而这跟愚蠢截然不同。这种缺憾的其他显现方式是他没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基本上他只知道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以及他的记忆失常问题。艾希曼无法知道或感觉到自己犯下了罪恶,他完全失去道德意识。“他所做的事,他已经做了,他并不打算否认这个事实(……)”阿伦特指出。“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对那些事有任何后悔之意”,因为他认为“懊悔是小朋友的玩意儿”。阿伦特认为,光是缺乏意识这件事就足以让人成为历史上“名列前茅”的罪犯。但无论如何,艾希曼至少犯了一个原罪,那就是放弃行使一切道德意识。

然而,那些罪人无不希望将自己视为具有道德良知的人。海因里希·希姆莱虽然身为“最终解决方案”的策划者,但他坚决相信自己是个有道德的人。哈拉尔德·韦尔策在他的著作《执行者》(Les Exécuteurs)中强调,在第三帝国统治时期,杀人行为被纳入社会常态。国家社会主义特有的杀人道德观让那些死亡命令执行者在杀人的同时得以维持“正确”的姿态。这一切在我们眼里虽然荒诞无比,但根据第三帝国的规范模式,为了德国的生存,杀人是必要的行为,而杀人的立论基础是人类之间的绝对不平等。

来自:postsynoticias

本书所描绘的纳粹孩子们透过一个再次变动过的规范及道德架构评断他们父亲的所作所为。有些人将父亲的行为合理化或加以辩解,认为在他们所属的规范架构中,他们的父亲是以合法方式行动。希特勒时期的外交部部长冯·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有一个儿子毫不迟疑地表示:“我父亲只是在做他认为对的事。假如现在我们处在同样的情况中,我会作出跟他一样的决定。他只是希特勒的一个顾问,而事实上希特勒不会接受任何人的指导。我父亲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尽他身为德国人的义务。他早就预料到巨大危险正从东方降临,历史证明他是对的。”歌德伦·希姆莱的立场相同,终其一生她都认为她的父亲海因里希·希姆莱“无罪”。希姆莱自己在纽伦堡大审判时想必也会说一样的话,只不过他在审判开始以前就自杀身亡了。

美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曾在纽伦堡大审判期间研究德国主要战犯的案例,他认为那些人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对他人缺乏同理心。他发现那些刽子手陷入忧郁的情况比被害者少,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是别无选择的好人。

等到他们的孩子必须面对过去时,情况并不见得如此。这些纳粹的子女得知家庭的过往内幕时,战争已经结束,纳粹异端已被消除,“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论调已经永远失去合法性。

他们经常是根据自己的童年经验去处理那个过往。有些人在孩提时代得到所有情感上的满足,儿子如此,独生女更是如此,例如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唯一婚生女歌德伦·希姆莱,纳粹帝国元帅之女艾妲·戈林,或帝国理论家、德占俄国领土事务部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的女儿伊雷妮·罗森贝格(Irene Rosenberg)。身为备受宠爱的掌上明珠,她们一辈子都相当认同纳粹,并无条件崇拜她们的父亲。许多纳粹后代认为他们自己的故事比某某其他纳粹要员小孩的故事容易承担。这种看待方式相当诡异,仿佛他们相信这种家庭传承可以量化。

为了更好地领会这些孩子们的个别故事,我们会说明每一位父亲在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占有什么地位,他们的子女是如何浸淫在那个时代的理想中,以及他们的母亲在他们的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了了解他们,我们必须以最近距离检视他们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

某些第三帝国核心人物的后代在本书中缺席。在此我们不禁想到纳粹帝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六个小孩,他们都在最高领导人的地堡中遭父母杀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玛格妲·戈培尔的孙女,也就是她跟第一任丈夫金特·匡特(Günther Quandt)所生儿子的女儿。这名孙女在二十四岁那年皈依犹太教,她的第一任丈夫——一名犹太裔德国商人——曾经被关进集中营。

至于最高领导人希特勒,他自己没有留下后代。他曾说:“要是我有小孩的话,那多麻烦!那些人到最后一定会让我的儿子继位。可是像我这种人绝不可能生出健全的儿子。我们这种人几乎一直都是这样。看看歌德的儿子吧,废人一个!”

七十多年后,针对这个主题进行书写依然困难重重。在撰写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避免对这些孩子们下道德判断。他们不应该被认为必须为他们没有犯下的恶行背负罪责,就算其中一部分人完全不会对父母的所作所为表示不以为然。那是不是他们面对一个无法承受的过去时所采取的一种防御“自我”的行为?


题图来自:postsynotic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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