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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有着什么样的贡献和思维方法?

曾梦龙2018-07-02 19:02:25

“近代知识分子的职业或任务中无法摆脱的自我矛盾之一,是对真理普遍性的信仰。”

作者简介:

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学者。 1950 年至 1971 年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分别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和名誉文学博士称号; 1974 年成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其重要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日本的思想》《战中与战后之间》《从后卫的位置出发》《读<文明论概略>》《忠诚与叛逆——转型期日本的精神状态》等。

书籍摘录:

幕末维新的知识分子(节选)

近代的知识分子

在理解包括自由民权观念派在内的幕末维新期的知识分子时,我想还需要预先考虑到以下问题。

前面虽然分了各代人,但因帝国宪法发布和教育敕语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所以,在此把纯粹的“维新后派”另当别论,而将“志士的一代”与“自由民权的一代”规定为幕末维新期的知识分子。为了理解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及其活动,必须弄清“近代知识分子”的一般性侧面,和弄清日本幕末维新期的知识分子的特殊性侧面,将之看成其两个侧面的重合。

近代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此不详细论述,只点出结论。总而言之,不管在哪个世界,传统社会或者说近代以前的知识分子,在“古来”的意义上,都具有共同的因素。大体上说,所谓知识分子,指神官、僧侣等;就日本来说,指律令制度中的大学博士。然而,江户时代的儒者和戏剧作家等知识分子有些不同,江户时代奇妙地存在近代社会的要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在此省略不论。不管是中世纪的欧洲,还是在古代的埃及帝国,大体具有共同特征。如神官、僧侣、大学博士、中国的读书人,这些都是“体制知识阶层”(译者:指在社会体制中具有一定身份、官职的知识阶层,比如过去的士大夫等)。从他们担当的任务来看,他们是社会中正统世界观的垄断性解释者和授予者。

当然,这里提到的“世界观解释”,比通常所说的哲学或宗教体系的教义解释的含义要广,是指对我们生活着的世界赋予意义的工作。人不可能在无意义的混沌世界中生活。也许人们没意识到,实际上,我们是在不断地对自己、对自己的环境、对社会赋予某种意义或秩序。有人说“这个人世间没有意义”,这也是一种意义的赋予。给这种“意义赋予”提供基础的概念框架或坐标轴,这是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任务。把天地开创的神话,或“十戒”“五伦五常”等基本的伦理范畴向世间的人传授,这是“体制知识阶层”的工作。

近代知识分子的诞生,首先是从身份的制度的锚缆中解放出来,再就是从正统世界观的解释和授予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这两种解放是其诞生的前提。“自由的”知识分子诞生于这两重意义中。这个说法,不管翻看哪国的历史,都基本上可以成立。多种多样的世界观解释,正如商品在市场上竞争一样,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竞争。这就是近代的诞生。在欧洲就是所谓“文艺复兴”的时代。近代的知识分子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着思想自由市场的竞争。与商品的自由一样,思想的自由市场在什么程度才算真正的“自由”?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至少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要与权力和制度的任何特别保护脱离关系。

在维新的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知识分子在身份上,从幕藩羁绊中解放出来了。但很有讽刺意义的是,活跃于明治初期的知识分子,连结集于“明六社”的人们在内.几乎都是曾仕奉于幕府的蕃书调所或学问所的知识阶层。萨长等推翻幕府一方中没有出现多少,反而从幕府一方或佐幕诸藩一方产生了初期的近代知识分子。被打倒的一方比较快地被身份抛弃,其处境容易产生一种“被根除了”的意识。

就这样,从身份制度的锚缆中的解放,与参加思想自由市场多种多样的世界观解释竞争,两者同时进行。“明六社”是近代日本知识分子最初的自发结社,《明六杂志》是日本高级思想杂志的开端,其意义就在于此。

以上所讲的是世界性的共同现象,下面再看日本或东亚的特殊现象。其最大的特征是“开国”的问题。这是欧洲的近代知识分子没有碰到的问题。

福泽谕吉,来自:维基百科

那么“开国”意味着什么?要详尽考究这个问题不容易,在此只谈谈具体的。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说这是与高度发达的异质文明发生急剧接触的时代的开始,或者说是文化接触。当然,文化接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的现象,但幕末维新期的“开国”是急剧的、单方面的(输入过超的)文化接触。西洋文化从大开的闸门奔涌而进。于是,翻译和传播这种异质文化的使命,便落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不仅日本是这样,朝鲜和中国在这一点上也是共同的。文化接触,并不单纯是如何历史地内在地改变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对等地横向地文化圈相接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东亚如此,俄国也一样。那时俄国本身是后进国,是欧洲的乡下。屠格涅夫等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多少承担了传播法国等先进国文化的历史任务。

这个说法,一般地适用于“后进国”的情况,尤其是日本这种有过“锁国”情况的国家。当然,虽说“锁国”,也并非完全的“锁国”。当时通过长崎出岛的小窗口,与外面有各种各样的接触。但是应该说,到了安政开国,才急速地进入过去所不能比拟的新时代。那是一个从生活方式、制度到思想方面,前所未知的文化像怒涛般涌来的时代。知识分子必须去解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今天依然继续存在着。

我也算是学者的末辈,也常常被文学家取笑。他们说,日本的学者只是“把横的变成竖的”——读了横文字,把它介绍到日本而已。确实也是这样。但是,应该认识到“把横的变成竖的”,实际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认识这一点,对于理解福泽非常重要。福泽正是为“把横的变成竖的”而努力奋斗过的先驱思想家。

与福泽同时代的人中,有不少文明开化的著作家。他们也“把横的变成竖的”,但他们的方法与福泽的大不相同,这一点非常重要。“把横的变成竖的”,实际上是把在完全不同的传统中产生的文化移植过来的工作,它是难度很大的。这大概与大化改新前后——律令制确立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相似。不过,当时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前面所说的制度上的知识阶层,而且多数是归化人。他们把高度的隋唐文化介绍给日本。再者,光从语言上看,那只是“把横的变成竖的”。但即使是这样,中文与当时的日文在文法构造上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问题与明治初期的问题可以说非常相似。如何把“横的”变成“竖的”,使之成为“自家药匣中之物”,这里有一个思想独创性的问题。

关于独创性,认真研究过的人应该知道,即使拿欧洲思想史为例,也决不会有突然出现的全新东西。正如人们说的,欧洲思想史是以古典希腊思想为主题的变奏曲。总之,所谓思想史,大体上是古来思想不断改编的历史。也就是说,对过去的思想一读再读,读透了再给以重新解释,给之以新的光辉。不外就是这样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正的独创,也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当然也不是什么新奇的构思。

不论是竖文字的场合,还是横文字的场合,只要是与异质文化接触,这一点就是共通的。对异质文化,有人进行“直译”,有人进行“意译”。在意译的情况下,有的是无意识的意译,有的是有意识的意译。无意识的意译,用徂徕的话说,叫作“和臭”(译者:“和”指日本)。徂徕努力告诫人们说:有些人原想奋力读汉文,但只是按日本式的训读符号倒来读,其结果,总是无意识地把日本式的思维方法投影于阅读对象,以至远离中国古典原意。

有意识的意译,即按日本的风土来活用其原意,使之容易理解,为此有意识地对原典作某种“歪曲”。我认为福泽是这方面的大家。《文明论概略》就是一例。不仅福泽,同时代人的著作,几乎都有对方的蓝本。一提到蓝本,尤其是最近,人们总是将之与“盗作”混为一谈。“盗作”与“非盗作”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把横的变成竖的”时的方法之不同,在于翻译者是否理解其文化传统的深度和意识其异质性,在于如何在此基础上将之变成“自家药匣中之物”。

另外还有两种情况,即一种是首先思考日本面临的课题,然后为其解决去驱使所谓“智慧的道具”的态度;另一种是只因欧洲文化是高级文化,出于尊敬而翻译之的态度。两者有着巨大的差别。

维新知识分子的两个特征

上述的近代知识分子一般具有的性格,与日本的特殊情况——简单地说是“开国”,这两个特性决定了不仅是福泽,而且是一群刚维新后的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全能人”的特征,亦即“万金油”的性格。曾有一时期流行过“专业呆子”之词,“万金油”与之正相反。布鲁克哈德(瑞士历史学家)曾把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称为“普通人”,维新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那种“普通人”。另外,“万金油”性格本身,在日本是由两个要素复合而成。

其中一个,是儒教读书人的传统。在儒教传统中,君子不能是专家。正如著名的韦柏所引用的、《论语》中的“君子不器”之说,一个专业的行家不是君子。“器”是被君子使用的,专家是供君子使用的。作为君子的士大夫,对各个领域都适当地了解,但不是专家。专家是供治国平天下使用的。科举考试、古典的考试等,就具有这种意义。J.S.密尔说:真正有教养的人,应是对所有事情知道一些,对某些事情知其全部的人。这也类似以上想法。

在欧洲,希腊、拉丁的古典教养与之相当。比如,有一种非常顽固的想法,认为深通古典、熟知历史的人,不学经营学也能经营企业。这种意义上的“业余爱好主义”,在牛津、剑桥等的学问传统中可以找到。法国也一样。在这一点上,与中国读书人的传统相同。而美国的大学则相反,如麻省理工大学那样的新型大学,美国在这一点上可谓先驱。日本的帝国大学从创立时起,其“工学部”就不是欧洲型的,而是类似美国型的。然而,江户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不少地方继承了“君子不器”的传统。

另外一个要素,是幕末维新中日本近代化的紧迫性,使知识分子带上了“万金油”的性格。如果用列宁的用语“自然成长性”和“目的意识性”来表达,那么,相对“后进”的国家的近代化可以称作“目的意识”的近代化。这一点,是与相对“先进”的国家的不同之处。比如说,在某种意义上,英国是“自然成长”的近代化的典型。在那里,近代化并不是目的意识性的。也就是说,不是按实现近代化的愿望去推进近代化的,其近代化是作为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出现的。又正因此,反而带有落后的方面,还残存着身份制,等等。

越是“后进”国,越具有目的意识。因为在那里,事先有了近代化的模式,只是以其为目标来推进近代化。由于是“目的意识性”的,所以当然会带上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格,亦即某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近代化。同是在西方,美国独立革命比英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性强,法国革命比美国的意识形态性强。其理由也在于此。因此,上述的作为异质文明传播者的知识分子的任务,自然也受到“目的意识”的近代化要求的制约。

具体地说,有两点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亚洲、非洲诸国。第一,是设定国家的目标,为达成此目标而有选择地实行现代化。其实施当然是政治家的事,但在此选择的近代化中,知识分子起的作用非常大。或者说,在“后进”国,多数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政治家。第二,是作为制度和技术的介绍者,从先进国导入制度和技术。这两个课题是同时面临的。这个问题在今日世界中依然存在。而两者中任何一个,都会使知识分子带上“万金油”的特性。

丸山真男,来自:dokushojin

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进”国的反体制革命家、革命知识分子也同样背负着这两个任务。锡德尼·韦布(Sidney James Webb,英国政治家)曾把革命家分为A和B两类。A指无政府主义者,B指官僚主义者。当然,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分类,而是人的类型的分类。A型在破坏方面比较得意,而不具有制度的构想。因此,随着夺取政权的任务完成,这类形态便脱落或被肃清。但是,革命告一段落时,B型即官僚型便占优势,他们是制度和技术的专家。这种从A型到B型的移行现象,在所有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都可以见到。当然,其移行的时机各种各样,而且同一个人中也有两种类型共存的情况。哪方面的比重多一些,这亦根据各人的性格或当时的状况之不同而相异。但是,纯粹的 A 型或纯粹的 B 型是很少的,甚至可以说, A 型和 B 型往往是共存的。有人一开始就把近代的知识分子分成革命家型和经营者型,然而,近代的知识分子在与传统社会的关系上,尽管有程度之差,总的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因此,我则倾向于采取韦布那种方法,把革命的知识分子分成 A 型和 B 型,从而观察其相互移行的关系。

由于背负着上述任务,所以近代知识分子的课题里,必然具有无法摆脱的自我矛盾。近代知识分子的职业或任务中无法摆脱的自我矛盾之一,是对真理普遍性的信仰。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具有世界性的市民的侧面。前面说过,从身份社会中解放出来,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信仰多样的世界解释的竞争,自然必须具有普遍主义的侧面。因为他们是普遍的“世界解释”的提供者,倾倒于真理的普遍性是他们的一个侧面。

但另方面,如前面也说过的,他们肩负着“目的意识”的近代化的使命。因此,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期待和作用,往往只限于特殊的集团。比如,“把日本变成什么国家?”“如何争取日本的国家独立?”关于这些问题的构想必须被限定下来。这些问题,与上述的真理普遍性相反,是倾向于特殊集团主义的。即与世界、人类的问题相比,日本是被优先考虑的。这里当然存在自我矛盾。目的意识的近代化一般是有计划的近代化,因此也是有选择的近代化。如果说不能什么都一起推进,那么就有一个“先后顺序”的设定问题。这个问题是后来贯穿于《文明论概略》的一大题目。

这个问题不仅出现于维新之时,而且其后依然一直纠缠着日本的近代化。“富国强兵”就是一例。在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情况下,是先富国再强兵,还是相反?或是两者都适当地推进,目标则另设?总之,目的意识的近代化,就是这样在目的和手段两方面进行选择的近代化。而自然成长的近代化则不是这样,其作为结果也许会突出某方面的优越性,但其与一开始就为某种目的意识做优先选择的近代化不同。明治天皇的“御制”:“采优弃劣,使吾国不逊色于外国”,在某种意义上,实在是简洁地表达了这个课题。现在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也在干着类似此“御制”的事。“采优弃劣”,是领导者的基准,是对于特定民族的基准。而绝不是普遍主义中的“好”“坏”基准。作为政治家,这也许是很自然的。但作为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同时在思想自由市场的多样性中做真理性竞争,具有普遍主义的侧面,所以免不了上述两个矛盾。这两个矛盾往往以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问题表现出来。


题图为福泽谕吉雕像,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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